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为不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远程导弹的决定进行辩护，尽管美国据悉即将决定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部分目标。
钴 60 会释放出大量的伽马射线，这种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破坏性。它能电离或激发人体内的生物大分子，如核酸、蛋白质等，使其性质发生改变，从而破坏细胞功能和代谢，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在宇宙中，超新星爆发产生的伽马射线暴能量巨大，足以毁灭一个星球。而钴弹产生的伽马射线虽然强度不及伽马射线暴，但对于地球上的生物来说，也是极其致命的。
本报记者 王雪青 杨皖玉
《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国联基金的基金经理郑玲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认识自己，战胜自己。
她有点特立独行。当大多数基金经理追逐业绩排名，比较相对收益的时候，她却表示“不看排名”。因为她的初心从来不是跑赢别人，而是组合获得绝对收益。她说：“留住客户的盈利，是我心中最顶层的KPI。”
她经常逆向而行。市场悲观情绪蔓延时，她最忙，频频找投资者耐心沟通，“只有第一时间将组合情况传递给投资者，他们才能踏实”；当市场人声鼎沸时，她又劝诫客户谨慎为上，“莫贪天功为己功”。
她相信“万物皆周期”“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有人说她爱“道歉”，因为她总不断反思和调整，不允许自己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她说：“希望我开的这趟车，虽然可能开得慢一些，但能够带着一群人去更远的远方。”
绝对收益的守望者
中国证券报：什么是绝对收益投资？你为什么反复强调对绝对收益的追求？你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和相对收益排名的市场环境冲突吗？
郑玲：绝对收益投资的核心是不亏钱，尤其是在市场低迷时期。留住客户的盈利，我认为是基金经理最应该做的事情。
2009年我入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进入头部券商的投行部工作，算得上经历了金融危机对职业的冲击。当时先去了央企财务公司工作，这家机构考核绝对收益，更在意风险控制，因此绝对收益投资理念可能在我入行时便已根深蒂固。
后来我管理专户时又经历了2015年市场大幅波动以及2016年初的“熔断”行情，专户管理非常在意净值的回撤。这次冲击让我深刻意识到，对市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特别在2015年的调整行情中，很多股票想卖都卖不出去，我开始重新审视极端行情下对于投资组合的压力测试。
一直到2020年，我才开始管理公募基金产品。在公募领域，我还算是一个新人，但从2009年以来，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我一直在做绝对收益，目前并没有特别感受到“绝对”“相对”之间的冲突。
中国证券报：你是否关注自己基金业绩的排名？
郑玲：我并不关注排名，因为关注排名会干扰基金经理的主观判断。比如，“如果最近排名不太好，是不是要去调整投资组合”，但基金经理调整投资组合应该基于客观因素。
我从事基金经理工作的初心是给投资者赚到钱，这是这份工作的核心使命。而且客户买基金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实现长期的资产保值和增值，而不是一时的相对排名高低。
我特别在意每年年底自己管理的基金能否以正收益收盘，哪怕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也要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我对自己的KPI要求。
中国证券报：以绝对收益的思路投资和客户真正赚到钱之间，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这中间你是如何做的？
郑玲：确保客户的绝对收益，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投资的节奏跟客户赚钱的节奏匹配到一起。
市场低迷时，可能会有客户因为心里不踏实就“下车”了，作为基金经理，我希望能“开着车”带客户一起去更远的地方，而不想看到中途把客户“颠”下去了。所以，在市场陷入调整时，我经常自己背个包就出去路演、见客户，基金经理只有第一时间把自己对市场和产品的分析判断传递给客户，才能让客户踏实。客户如果能够在较低的点位买入，那么大概率会获取绝对收益，如果进来的位置比较高，就很难在市场波动中赚钱。
而在市场高位或者我认为市场有了泡沫的时候，历史操作中我会限制大额申购，同时向客户提示风险。在市场高点时保护客户资产，留住客户的盈利，是基金经理应该做的事。
但很多时候，基金经理很难完全控制客户买卖的时间点。因此对于基金经理来说，仅有一点自己完全可以控制，就是任何时候确保投资组合风险可控，令组合长期处于低估状态，这样客户申购的时间点对于其能否赚到钱的影响程度不会过高。
中国证券报：高点留住客户的盈利，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告诉客户到了“抛售时刻”，这会不会和公募按照产品规模收费的商业模式冲突？
郑玲：我觉得需要把眼光放长远。
短期来看，如果为了基金规模或者公司的利益，趁着行情好将基金规模做得特别大，但可能会伤害到客户的利益。客户的利益只能被伤害一回，因为在被伤害之后，客户不会再信任你。从长期来看，会出现“双输”的局面。
我们需要把投资这件事看得更长远一些，它的核心是长期给投资者创造回报。而且金融行业是一个关于信用的行业，金融的信用是可以传播的。很多事情看得更长，投资决策就会变得简单。如果你一直站在客户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那么长期客户会投出自己的信任票，其实长期来看，基金公司不会出现规模方面的压力。因此，基金公司规模、基金经理业绩以及与客户获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矛盾，三者是统一的。
其实有些时候，基金经理投资的压力来源于很多短期因素，比如由于短期业绩排名不尽如人意，客户选择赎回，对应的基金要卖出股票，这样一来，基金经理就不得不着眼于部分股票短期的表现。很多时候，客户与基金经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双方是互相选择和认同的过程。如果基金经理的策略相对稳健，客户的策略需求也较为稳健，他们相互陪伴的过程才会更加稳定。
稳健回报与“三梯队”策略
中国证券报：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投资方法论和选股逻辑？
郑玲：以守为攻，稳健回报。追求绝对收益是我构建组合的目标，通过行业均衡配置和仓位管理降低组合的波动率，在此基础上抓住确定性机会，提高组合的胜率。守，是以低估值为守，重点布局行业景气度发生拐点和个股“困境反转”的机会；攻，是选择估值相对低的成长股，带来组合的弹性。
我偏好左侧布局，一般会回避估值较高、短时间内过热的行业，偏好不拥挤、未来景气度会出现拐点的行业。通过偏行业维度和自下而上的选股策略，构建整体估值较低的投资组合。
选股时深入研究、提高个股胜率。标准是行业处于周期底部，未来景气度向好；个股是优质公司，基本面边际改善；股价估值低，处于周期底部。当行业、个股均在周期底部共振，且呈现边际反转趋势，就会出现较好的“困境反转”机会。
中国证券报：你构建投资组合常采用“三梯队”策略，怎么理解这一策略？
郑玲：“三梯队”策略是将投资标的分为三个不同的梯队，每个梯队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第一梯队是先锋部队，这部分包括已经在上涨通道中的股票，它们是组合中的进攻力量，负责在市场表现良好时提供收益。第二梯队是临近拐点的潜力品种，这些股票可以在稍微左侧一点的时候布局。第三梯队是被市场低估的价值股，它们可能因为市场情绪或其他非基本面因素而被低估。
很多基金经理希望自己的组合都在第一梯队，但是往往这样的股票可能出现最后一波上冲，当客户来买产品的时候，上述股票可能已经处于高位。构建“三梯队”组合可能存在产品锐度不强的情况，但是持续性会比较好。
中国证券报：左侧布局困境反转品种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策略。在具体操作时，如何准确把握左侧布局的时间点？
郑玲：困境反转策略是在估值底部寻找基本面出现边际变化的品种，这些指标包括：订单开始明显好转、成本下行、盈利能力改善或者行业出现重大拐点等。万物皆周期，部分公司往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业绩低谷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有获得绝对收益的机会。
我不会选择长期看不到拐点的标的。我给所选标的拐点预留时间大概就是一两个季度。为了准确判断公司何时能够实现困境反转，需要密切跟踪公司的运营状况、行业趋势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如何做到密切跟踪，正是左侧布局的难点所在。
修正困境反转选股标准
中国证券报：困境反转策略在2021年的投资效果比较好，听说你却在那时怀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做投资？
郑玲：确实是这样。2021年核心资产迎来一波大牛市，而当时我认为部分核心资产价格偏贵，从绝对收益角度有些“下不去手”，于是买了一些市值下沉的品种。但当时核心资产股价一直涨，我手里的中小市值公司普遍出现调整，我开始怀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做投资。
在那段时间，阅读《曾国藩传》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明白处在困境时只要把握住方向，坚持下去，最终会有相应的回报。到了2021年4月下旬，我的组合恢复了绝对收益状态，那一年大概为投资者赚了40%的回报。这个过程是投资上对自我的重新审视，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投资。
也是在那一轮核心资产和中小市值品种切换的行情中，困境反转策略得到了充分的演绎。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会说一句“万物皆周期，莫贪天功为己功”。2021年我还是赚了一部分贝塔的钱，即核心资产调整后中小市值品种迎来估值重估，许多行业渗透率迅速提升，带动一些公司业绩出现上行，而不是我自身选股的阿尔法能力有多强。
中国证券报：今年初的时候，你管理的产品也经历了一波净值回撤，你对投资组合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郑玲：今年初的一轮调整行情，对我管理的产品影响不小。今年初我对于市场偏谨慎，控制住了仓位，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了不小的净值回撤，个人压力很大。
我分析原因在于做了市值下沉，因为过往有一段时间产品获得收益的核心来源于中小市值下沉策略，赚到了来源于行业渗透率提升的贝塔。其实，近两年与2021年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受限于整体大环境，很多公司基本面情况没有迎来困境反转，因此在业绩端出现下调，因此这种配置不适用于今年1月份的市场行情。
所以，今年我已对困境反转选股标准做了一些修正，更在意左侧的时间点和确定性，不能介入太早，要看到一些实际的边际变化，比如订单数据是否能在下一季度出现明确的拐点。这一策略我还是会坚持，但是选股条件会更加苛刻。因此，今年以来我更注重标的质量，因为市场调整阶段往往是标的基本面的试金石。
到了2、3月份，随着市场流动性恢复，很多中小市值品种出现了反弹，我在那个时间点进行了调仓换股，有三个主要调仓方向：第一类是低估值的国企；第二类是管理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这类公司能看到明后年的成长性；第三类是港股市场具有稀缺性的资产。
中国证券报：说到“反思”，经常在基金报告或采访中看到你给投资者“道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郑玲：我道歉确实是认为自己在某个阶段做得不够好，我要让客户知道这段时间的回撤原因是什么，同时也会告诉客户下一个阶段我会做哪些方面的优化，这样才能让客户追踪到我的变化，从而更加踏实。
在投资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执行力的基金经理，比如我看到自己哪里做错，我会反思、调整、优化，不会说类似“下次再看看”的话，一定不会。
中国证券报：你今年越来越注重对标的软实力的考察，比如公司凝聚力、企业家精神等，在选股时，这种软实力难道比硬实力更重要吗？
郑玲：如果是在流动性特别好的强势市场里，软实力并不会被特别重视。但是如果不在强势的市场环境中，如果对公司质量要求更高，软实力就成了很重要的因素。
从投资角度来看，公司的软实力、硬实力都很重要，一个决定了长期方向，决定了它能走多远、跳多高；另一个决定了它如何走、如何跳，公司还是需要通过自己的硬实力持续前进。作为基金经理，我们要在考察公司的业务之后什么叫股票平台，进一步通过软实力判断公司长期是否致力于股东回报，这是很重要的指标。
